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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中镇位于江汉平原上，是一颗璀璨数千年的明珠。郢中镇是钟祥市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我国著名的古镇之一。郢中镇历史悠久，有文字的记载的历史就有2700年，春秋战国时系楚国陪都，战国后期为楚国都城、三国时吴国在此筑有石城、西晋至明朝为郡、州、府治，明朝时成为全国直辖府承天府。灿烂的楚文化造就了造就了楚辞文学家宋玉、楚歌舞艺术家莫愁女等一批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明嘉靖皇帝曾发迹于此。郢中镇版土面积89.1平 方公里，辖12个村民委员会，12个居民委员会，人口157146人，其中镇属人口59543人，耕地面积27096亩。郢中镇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古镇崛起，焕发新姿。全镇经济综合实力连年跻身于全省十强行列。全镇现有企业1289家，现已形成了纺织、化工、轻工、机械、服装、建材、汽车、印刷等8大行业。主要生产有棉织品、纤维素、塑钢平管、门窗、汽车零部件，日用化工品、工艺绣品、各式服装等6000多种产品。
郢中镇久远，源远流长。自北周迄今3000余年，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的别邑，称郊郢；三国吴称石城戌；明嘉靖十年（公历1531年），因嘉靖皇帝出生地，故赐名钟祥；建国后，1951年建城称城关镇，1981年复称郢中镇至今。本镇名胜古迹灿若繁星。文峰塔名扬中外；莫愁村遗址是流传千载的楚国歌舞家莫愁女的故乡；白雪楼遗址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登楼吟诗处；位于本镇区东北松林山中明嘉靖皇帝生父生母之陵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物景观众多，有大地博物馆之美誉。1995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历史文化名城。
郢中镇始终坚持以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古镇崛起，焕发新姿。全镇经济综合实力连年跻身于全省十强行列。全镇现有企业1289家，现已形成了纺织、化工、轻工、机械、服装、建材、汽车、印刷等8大行业。主要生产有棉织品、纤维素、塑钢平管、门窗、汽车零部件，日用化工品、工艺绣品、各式服装等6000多种产品。其中，108种产品被评为部、省、地，名优精品。产品行销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服装、胶轮、抽纱绣品等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东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镇以蔬菜为主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现已形成2万亩蔬菜基地、万亩林果基地、500亩莲藕基地、2万头优质杂交猪基地。外向经济莲勃发展，全镇现有"三资"企业10家，工业产品出口企业6家，其中，自营进出口企业3家，现已形成内有基地，沿海有窗口，境外有市场"三点一线"的格局。
郢中镇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汉江皇庄天然良港，吞吐量大，逆汉江而上可入豫陕，顺势而下经武汉直贯长江，高速公路与钟祥机场、207国道相连；长荆铁路穿境而过；省道寺沙路、皂当路交汇于此，华中电网重点配额，电力充足，水火相济；通讯发达，网络全球。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镇，95年殊荣"首届中国投资环境100强"，是湖北省星火技术密集区。
明世宗朱厚熜，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
明世宗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因此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在位时间在明代皇帝中仅次于其孙子明神宗万历帝。
嘉靖帝在位早期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对外抗击倭寇，开创了嘉靖中兴的局面。后期虽然好道教，不侍朝，然而依然牢牢掌控着朝廷官吏，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而非影视剧情演绎的那样昏庸无能。嘉靖帝在位期间巩固了明代的统治，为“隆庆新政”与张居正改革奠定乐基础。
宋玉，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屈原的弟子，著名楚辞赋大家，古代四大美男之一。宋玉生于楚怀王末年，侍奉楚顷襄王和楚考烈王，时任大夫。宋玉的艺术成就很高，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楚辞作家，后世常将两人合称为“屈宋”，著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宋玉与潘安、兰陵王、卫玠美貌齐名，被称为古代四大美男。宋玉的美貌以及楚辞流传千古，因此获得天下第一风流才子的称号。
莫愁女，战国末期楚国歌舞家。生于公元前3世纪前后，貌美如仙，爱好歌舞。十六七岁时被楚顷襄王征进宫作了歌舞姬女。由此民间歌舞走进了楚王宫廷。在楚王宫，得以与屈原、宋玉、景差结识，受其指导，歌舞技艺日进。后将古传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寡和高曲《阳春白雪》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乐赋入歌传唱产生了深远影响。后因未婚夫放逐三吴扬州而投汉江，幸被渔夫救起，不知所终。
孙交，初名蛟，字志同，号九峰。景泰四年(1453)生于城北九峰山，乡试举入太学，受到当时理学名臣、杰出学者海南人丘浚的器重，并为其更名孙交。
孙交在湖北知名的中知名度是很高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位高权重，更因为他是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的老臣，而且还是三起三落的一位长寿老人，他的传奇经历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有许多启示。
楚王听别人说了他一些坏话，就把宋玉找来问道：“你是不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对啊?为什么有许多人都对你不满意呢?”宋玉答道：“先让我说件事吧!有一个歌唱家在京城唱歌。开始唱的是楚国最流行的民间歌曲《下里巴人》，这时围观的人中有好几千人跟着唱。接着他又唱起比较高深的《阳阿薤露》，跟着唱的就只有几百人了。当他再唱起高雅的歌曲《阳春白雪》时，跟着唱的就仅剩几十人了。最后他唱起五音六律特别和谐的最高级的歌曲。能跟着一块唱的人就仅仅几个人了。可见歌曲越是高深，能跟着唱的人就越少啊!”接着，宋玉又说：“文人之间也是一样。那些杰出的人物志向远大、行为高尚，一般人当然不会理解了，我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啊!”楚王听了宋玉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没有再追问下去。成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由此得来。“阳春白雪”后来就用来代表高雅的文艺作品，而“下里巴人”则代表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
《阳春白雪》
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乐师师旷或齐国的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的《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神奇秘谱》在解题中说："《阳春》取万物知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据《钟祥县志》记载，在明朝正德年间，郢中镇内有一纯一道人，法号元佑，自幼修道法无边。当时，封地钟祥的兴王朱祐杬与其结为至交，两人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赏景下棋。正德二年一天，两人下棋，兴味正浓时，朱祐杬忽感疲倦，朦胧中似见纯一道人进了王府的后宫，顿时一惊，怒冲心头，一声咆哮，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突然，小道来报：“师父升天了。”朱祐杬惊愕未定，又有宫女来报：“贺喜王爷，世子降生了!”此世子就是后来嘉靖皇帝朱厚熜。朱厚熜乃被说成是纯一道人的化身。于是，朱厚熜继皇位后，敕建此宫，题名元佑宫。“元佑”者取玄天元佑之意，以示纪念。
朱厚熜在营建显陵的过程中，曾先后数次动过将显陵迁往北京天寿山的念头。先是嘉靖三年九月，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和光禄寺革职录事钱子勋上疏，称兴献帝应改葬在天寿山的明帝陵寝之地。朱厚熜也有改葬之意，便命工部议行。工部尚书赵璜奏称改葬有三不可：兴献帝体魄所安，不可轻犯;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同时他还举太祖不迁仁祖之陵，成祖不迁孝陵之例，说明陵气不可泄漏。朱厚熜又命礼部集议，礼部尚书席书进言：“显陵势如凤凰，气结龙盘，实为山川之形胜，帝王之幽宅”，也不同意迁陵。朱厚熜只好暂时打消了迁陵的念头。此后数年间，又先后两次有人上疏提议迁陵，均因遭到部臣和章圣皇太后的反对而作罢。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朱厚熜的母亲章圣皇太后在京都病逝。朱厚熜忽然下诏命工部在天寿山修建陵寝，准备将远在湖广承天府(嘉靖十年升安陆州为承天府)的兴献帝梓宫迁来与母亲合葬。他在诏书中说，纯德山显陵“山川浅薄，风气不蓄;堂隧狭陋，礼制未备。”而天寿山“林茂草郁，冈阜丰衍”，是个建陵的好地方，故决定将父亲的梓宫迁葬于此。他为迁陵一事作了一系列的安排：命武定侯郭勋和工部尚书蒋瑶等人提督内外员役，开始在天寿山建陵;命大学士夏言和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作“献皇帝梓宫启行图”及奉迁仪注;派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为奉迎行礼使，率各有司官赴承天府，准备将父亲的梓宫奉迎到北京，与母亲合葬于天寿山。
但不久朱厚熜又改变了主意，他觉得父亲的体魄在显陵埋藏近二十年，迁葬时必然要“启露于风尘之下，摇撼于道路之远”，实在于心不安，因此打算将母亲章圣皇太后的灵柩南运承天府，与父亲合葬于显陵。礼部尚书严嵩等上言，提出为今后祭祀方便，还是合葬天寿山比较妥当。朱厚熜固执己见，令奉迎行礼使崔元不要再去承天府，而命锦衣卫指挥赵俊前往开启显陵地下玄宫，察看里面的具体情况。赵俊奉命匆匆赶往承天府，经过一番察看，回京禀报说显陵地宫渗水。朱厚熜决定南巡承天府，亲自视察一番，然后再作安排。
嘉靖十八年二月十六日，朱厚熜率内阁首辅夏言、礼部尚书严嵩、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等文武大臣和扈驾官兵共15000余人，浩浩荡荡从京师出发南巡承天，于三月十一日抵达承天府，当晚下榻兴王府旧邸卿云宫。第二天，率文武百官拜谒纯德山显陵，车驾至红门时，朱厚熜走下玉辇，伏地叩首，然后换乘御马登上陵山，在陵寝之北立表纪念。他与礼部官员及陶仲文等术士在陵区周围详细察看，见纯德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林木葱郁，河水潆洄，尤其是显陵左右两侧的砂山曲折起伏，有虎踞龙蟠之势，实为难得的风水佳壤。朱厚熜龙颜大悦，兴致勃勃地作了一首五言诗《初谒纯德山喜而自得》，称赞纯德山“龙高生意广，虎伏世传昌”，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朱厚熜决定奉慈宫南祔显陵。当时显陵已建有大红门、祾恩门、祾恩殿及配殿、神道墓仪设施、方城等，规制比帝王陵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朱厚熜仍不满足，在驻跸承天府期间，先是新定玄宫格式图样，又命增筑四周墙垣，并亲自审定围墙深阔之数，命工部侍郎顾璘和内官监太监袁亨督修显陵工程。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离开承天府返京。
在回京的路上，朱厚熜又突发奇想，要仿尧父母异陵而葬的故事，不迁母亲的梓宫南祔，而将父母亲分别葬在纯德山和天寿山。回京后，他亲往天寿山阅视陵工，察看之后认为天寿山陵域过于“空凄”，不如纯德山完美，这才最后拿定主意，遣京山侯崔元、司礼监太监鲍忠等奉章圣皇太后梓宫南运承天府，于当年闰七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显陵新玄宫。至于天寿山修建的兴献帝陵，因朱厚熜犹豫不定，反复无常，几经周折之后，新建的玄宫便空了下来，后来葬了明朝第十二代皇帝——穆宗朱载垕。
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为纪念一高僧，在该寺院西建一“白乳高僧塔”。据民国钟祥县志记载：“昔黄巢戮一僧，刀方加，白乳流出，巢异之，帮人敬礼，累土为浮图弥勒院。”至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60年)，将土塔改建圆形实心，高48尺，广30尺的砖石塔，塔内藏古佛像一尊，辟支佛舍利二颗，相达师舍利二十颗，碧峰师灵骨一枚。在其后几百年间，寺塔相衬，雄一郡，“龙山晓钟”、“白塔穿云”，独得郢中三台十八景中的两大景观。
唐末院毁，宋朝开宝二年(公元969年)，郢中乡人吴福舍基创建新院。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6年)，重建龙山报恩寺。据寺僧传承，重建的龙山报恩寺由山门和天王殿、拜殿、大雄宝殿、弥勒殿·吕祖阁等五个主殿，享殿、哈殿、地藏殿三个辅殿组成，均采用琉璃瓦房结构，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殿内供奉着大小不等、神态各异的佛菩萨近百尊，另有一吨重大铜钟一口。至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钦差大臣严嵩，亲笔重写了“龙山报恩寺”五个大字，印刻在寺院山门上方方砖上。
清朝末年，时任钟祥知府张履春因其祖父就教于寺内地藏殿，不忍看寺院年久失修而破乱荒芜，发起重建龙山报恩寺，使之得到全面修整。修整后的龙山报恩寺是钟祥地区比较知名的寺院，先后有宗广、广净、化山、化峰等高僧在此住持。
1939年，日军占领郢中镇，一时僧人纷纷逃离，龙山报恩寺也被日军拆毁，仅存一座白乳高僧塔(建国后曾称文峰塔)。1997年由居士任能贵、尹兴琴等人牵头，从当阳玉泉寺请来出家人释宽祥、释宽镜，开始筹备龙山报恩寺的重建工作。2000年5月经人民政府批准为临时佛教活动场所。2002年，修建了大雄宝殿，随后又投资修建了观音殿、地藏殿、藏经楼、念佛堂、客堂、斋堂、讲经堂、僧客寮综合楼、“聚福塔”和天王殿。
范氏为明朝嘉靖年间的权臣陆炳的母亲。陆炳的祖父陆墀因属军籍隶于锦衣卫任总镇，父亲陆松袭总旗之职，明弘治七年(1494年)跟随兴献王朱祐杬来到封藩之地钟祥，被选为兴王府仪卫司的典仗。后娶出生于郢中书香门第、秀丽端庄、知书达礼且善绘画的范氏为妻。明正德元年(1506年)，范氏在郢中家中生下陆炳。次年，世宗出生后，因蒋娘娘奶水不足，便请正处于哺乳期的范氏当了世宗的奶妈。这样，陆炳自幼便随母亲经常出入王宫，年龄稍长后，更是终日侍从于世宗左右。陆炳身高体健，走路如同鹤步，在世宗身边既是侍童又像保镖。
嘉靖八年(1529年)，陆炳参加武会试中选，授官锦衣卫副千户。陆松死后，他又袭职为指挥佥事，不久进职署指挥使，掌管南镇抚司之事。嘉靖十八年，陆炳随从世宗南巡承天府至河南卫辉夜宿。四更时，行宫起火，随从官员仓猝之中不知世宗在哪儿。陆炳推倒门屏，背着世宗而出。因救驾有功，世宗从此对陆炳更加器重，不断升其官职。锦衣卫是明朝的一个特殊军卫，按照级别，锦衣卫的长官不过是指挥使，但是历来有权臣位至都指挥使之上，却仍不放手锦衣卫之事。不过像陆炳这样，位至左都督，又加太保兼少傅者，还掌锦衣卫之事，则唯有明一代所仅见，这足以见其权势盛倾于天下。
嘉靖年间，严嵩父子独揽政事，陆炳常去通人情托门路，文武大臣们都争着到陆炳家中讨好，他家中每岁所得不计其数。而陆炳虽结交权要，照顾良善之人也毫不吝惜，世宗多次制造大案，陆炳对案中牵连的人多方给以保全，不曾陷害过一人，因此朝野有很多人称赞他。这样一位左右逢源之人，对其亡母又是当朝皇帝的奶妈，理所当然会大兴土木予以厚葬(范氏于嘉靖三十八年五月谢世)因此其墓被人们冠以“小皇陵”之称。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楚平王派费无极到秦国为太子建求婚，秦哀公答应把自己的大妹孟赢许配给太子建。孟赢长得十分美貌，楚平王想据为己有。费无极为了讨好主子，在迎亲时，把孟赢送进楚平王宫中，而把孟赢的侍女冒充孟赢送到太子建宫中，这件事引起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的不满，批评了楚平王，痛骂了费无极，这下激怒了楚平王，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伍子胥只身逃到吴国，在京城讨米要饭，后被吴王重用，立誓为父兄报仇雪恨。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借吴国之兵讨伐楚国。楚昭王北奔随国，伍子胥领兵追击，抵达郊郢(钟祥)，在此屯兵设帐，并扎彩门点将布阵，楚人极其怨恨奸谗佞臣费无极，为伸张伍子胥含冤报仇的正义之气，遂将子胥屯兵设帐的郢中高台取名子胥台。故清康熙五年知县程起鹏主修的《钟祥县志》所存十六景中有“胥台振彩”之胜。郢中名胜古歌中也因此有了“鞭尸滩际鸳鸯戏，恸父含冤子报仇”之俚句。《史记•楚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皆有这次吴楚大战的记载。
子胥台高耸城边，扼控四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多年来，子胥台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礼。南宋岳飞曾在此大战金军，收复了郢州。明末，李自成的义军曾在此大战明将左良玉。革命战争年代，贺龙率红三军攻打县城，于子胥台重创国民党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独立旅解放钟祥时，在子胥台全歼守敌，首创了江汉区攻坚战白日登城的范例。今日的子胥台，以其特有的风姿，屹立在郢中城区东北角，游人登临，无不抒发“胥台闻千古，郢树暮云深。楚在吴先沼，鸱夷何处寻?”的感慨!
坊主曾省吾，字三省，号确庵，晚年自号恪庵。明湖广承天府钟祥人，生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富春知县、太仆寺卿、都察院佥都御使、副都御使，其间曾巡抚四川和督学陕西。万历三年(1575年)升兵部侍郎，八年召拜工部尚书，十年加封太子太保，同年被勒令致仕(退休)。十二年，受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株连，被抄没家产，削籍为民。
曾氏在郢中镇为名门望族，一门四世皆获朝廷褒封。曾省吾的曾祖父曾逊，祖父曾辉、父曾璠俱封为光禄大夫，死后赠工部尚书官衔;曾省吾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诰封一品太夫人，其妻沈氏、覃氏、胡氏封一品夫人;其子曾大汇亦因父功荫国子监监生。在今钟祥察院街，原有两座牌坊，一名“两朝纶命”，为炫耀曾辉、曾璠荣膺两朝封典而立;一名“父子进士”，为标榜曾璠、曾省吾父子南宫联捷而立;在今“少司马”牌坊迤东，原有“大司空”牌坊，是曾省吾任工部尚书时所立，少司马、大司空分别为兵部侍郎和工部尚书的别称。因历年久远，风雨沧桑，如今幸存下来的只有一座“少司马”牌坊。
曾省吾在四川平息土司“都掌蛮”叛乱和提督三边防务中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的才干和学识颇为内阁首辅湖广同乡张居正所赏识，并倚为心腹知交。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故，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利用部分人对张居正推行改革新政的怨恨，大肆排挤曾省吾等所谓“居正党”，以收买人心。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勒令曾省吾致仕。随着政治斗争的不断升级，万历十二年，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受到攻击和追究。本与张、曾有宿怨的刑部侍郎丘橓在籍没张居正家产时，对张氏家人严刑逼供，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屈打成招，枉供曾向曾省吾寄银十五万。万历十二年十月，神宗下旨籍没曾省吾房屋田产，变卖解京“抵赃”，不足之数，逼勒其亲族代缴。并削去曾省吾官籍，将其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
曾省吾惨遭没籍之祸，当时公论普遍称冤，但因史籍多讳言其事，后世只知其冤，而不详事实原委，故附会出许多市井传闻。至今钟祥民间还流传有曾省吾“留坊不留命”的故事，略谓曾省吾为小人构陷，诬他省亲时在家乡“越城建坊”有僭越之罪。神宗令其拆毁牌坊，否则“留坊不留命”。曾省吾坚持自己无罪，宁愿以身受死，以证清白，终被处以腰斩之刑。此“腰斩”传闻虽属无稽之谈，但反映了人们对一代名臣曾省吾蒙冤受屈的不平之情。
龟鹤池，位于钟祥市郢中城区东南、明代古建筑元佑宫前边，是汉代名臣梅福于西汉王莽时隐居郢中，在此铸炼丹时留下的众多遗迹之一。
相传，梅福弃官后乘船沿汉水而上，到达郢中，隐居城东龙山一带炼丹修真。他从各方请来大师，竭尽全力修身炼丹，心诚则灵，几年后，眼看神丹即将炼成，日夜难眠的梅福也随之心静气顺下来。一天，梅福在闲暇之余，顺着炼丹流出的圣水散步，边走边看，不一会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水池，只见满池仙气腾腾，伸手不见五指，他绕池一周，用手轻轻一扇，顿时仙气收拢旋转升天，清澈见底的池水中爬满了龟，龟头齐唰唰地对着梅福，这时，又从天国飞来一群仙鹤落在龟甲上，心有灵犀的他，不禁一惊：莫非时辰已到，我要炼丹成仙?于是，他便吞下随身而带的仙丹，跃上一只鹤背，驾鹤而去，瞬间众鹤齐飞，随着一朵白云飘上了天空，池中众龟也突然蒸发。从此，梅福便成仙而去。龟鹤池，也因此而得名。
丹成仙去。在梅福炼丹地周围，犹存许多遗迹，有饮食起居的梅福宅，有诵经打坐的梅台，有生火炼丹的炼丹井，有炼丹洗药的青泥池，有闲暇休憩的梅仙亭，有跨鹤仙去的升仙桥。如今郢中八景中有“仙桥夜月”之胜，诗曰：“梅公炼丹，池凝青泥。梅公升仙，此桥之湄。月明依然，鹤归来迟。”郢中名胜古歌之中也有“梅福炼丹升仙去，青泥池旁仙子游”之句。因而梅福仙迹自古成为郢中名胜景观，尤其是龟鹤池及其传说，更是给来来往往的游客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梅福
梅福，汉九江寿春人。字子真，少学于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里，数上书言宜封孔子后世以奉汤祀，并讥刺王凤。及王莽专政，福乃弃妻、子去九江。后有人遇福于会稽，已变名始为吴市门卒……后世江南各地以至闽粤，关于梅福成仙的传说甚多，均属附会。
关于梅福其人其事，班固《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上有详细记载，梅福忠勇刚烈，不畏权贵，讽刺王凤，背离王莽，弃官归隐。至于梅福究竟归宿何处，《汉书》上语焉不详，“始为吴市门卒”，后来呢?不得而知。梅福成仙，虽“均属附会”，但“江南各地以至闽粤，关于梅福成仙的传说甚多”，这说明人民对一代名臣的仰慕之深。
相传明孝宗(朱祐樘)驾崩前，皇族早有明争暗斗。章太后迫于政势，密诏三位亲王，有言“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湖广安陆府(现银中证)兴献王(朱祐杬，为明孝宗之堂兄)之子朱厚熜(即后来的明世宗-嘉庆帝)离京最远，为赶时间，幕客严嵩献策：朱厚熜假扮钦犯上囚车，可日夜兼程赶至京城。朱厚熜乃藩王世子，平日奢华，坐囚车何等容易，何况途中进食如何解决?于是他命府中厨师：做一种吃鱼肉却不见鱼肉的菜，若做不出，性命难保。一位名叫詹多的厨师，心灵手巧，却也没能做出一道符合要求的菜。
一天詹妻见丈夫傍晚还未回，就带了煮熟的红苕给丈夫充饥。夫妻俩互相推让，不小心弄破了红苕皮。詹多灵机一动，悟出了配方!众厨师齐心协力，做出了吃鱼肉而不见鱼肉的食物，原来是用鱼、肉、蛋做出的“红苕”，也有人称之为“红萝卜”。“红苕”营养丰富却不腻，美味可口。朱厚熜吃着“红苕”进京做了皇帝。朱厚聪登基后，即为嘉靖皇帝。詹多奉命进京任皇帝御厨，对“红苕”加以改进，更名为“蟠龙菜”，即蟠龙(帝王的尊称)所食之菜，嘉靖吃了新式“蟠龙菜”后，赞不绝口，命人记入宫中食谱。从此“蟠龙菜”便成了明宫佳肴。经过近500年的历史沉淀，蟠龙菜已成为钟祥老百姓饭桌上都能见到的传统特色菜了。一般在重大节日或喜庆的日子里，饭桌上的第一道菜就是蟠龙菜，故在钟祥城南一代也被称为“压桌菜”，简称“压桌”。
一
相传明朝宪宗朱见深第四子朱佑元(即嘉靖皇帝生父)册封为兴王，食邑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其妃嘉靖皇帝之母蒋氏身怀六甲时害喜，茶米不思，见山珍海味恶心。兴王召来多名厨师，调出各种口味的饭食菜肴，均不合蒋氏口味。兴王大怒，一厨师情急智生，从家里端来百姓食用的米茶，蒋氏果然食欲大振。王颜大悦，米茶从此从民间进入宫廷。后蒋氏随嘉靖入紫禁城，逢夏季便令御厨制作米茶，但采用宫中精细贡米炒制的米茶远不如糙米制作的清香、爽口，钟祥糙米一度成为贡品。
二
从前有个微服出巡的皇帝巡到了郢中镇的一个小山坳里，长途跋涉，饥渴交加，终于看到一个草棚，一位老奶奶在门口纳鞋底，皇帝赶紧上前询问：“老婆婆，您这有没有让我充饥的东西呀?”老奶奶抬头一看，此人气度不凡，便热情的请皇帝进了屋，“我们这乡下人家，没什么好东西，只有隔夜的酸米茶，不知……”“行!我饿坏了”
老奶奶赶紧盛了一大碗端来，皇帝一口气咕嘟咕嘟的下了腹，“好喝!!还有吗?”老奶奶赶忙又端来一大碗，皇帝这才慢慢品出了米茶的酸，“这东西好特别呀”想自己在皇宫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这山坳里的一碗酸米茶呀，皇帝谢过了老奶奶继续上了路。回宫后米茶的酸味久久回荡在脑海，便下令厨子做这道酸米茶。可是，没有一个厨子做的出那原滋原味。不知多少可怜的厨子为此丧命。
没办法，皇帝只好派心腹大臣去请来那位老奶奶。老奶奶知道皇帝为了这家乡的米茶伤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颤微微的说：“皇上，你当初喝米茶是在口干舌燥的情况下，故然好喝，如今酒足饭饱，任何人也满足不了皇上的意愿呀。”皇帝这才恍然大悟，悔不当初错杀了无辜。钟祥米茶也由此而渊源流传……
郢中镇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拨开历史迷雾，我们依稀可见郢中镇远古先民的辛劳身影，“边畈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仅揭开了郢中镇乃至整个江汉平原北部6000年前的历史篇章，而且预示着该地区还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文化源源。
郢中镇自春秋时期开始营建城池，西汉以来，或县或郡，从未间断，明代中期达到鼎盛。多年的考古调查表明，郢中镇各时代文化特征明显且前后承接脉络清晰。境内核定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有300处，其中古文化遗址63处、古建筑28处、古墓葬175处、石刻18处、其它16处。在文物级别上，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博物馆文物藏品万余件。
郢中镇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文字记载历史长达27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别邑，称“郊郢”“郢中”，系楚国陪都。《左传》所载“沈鹿(今东桥一带)会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楚武王伐隋，卒于樠木山下”、“楚子奔隋，涉于成臼”等故事均发生在郢中镇。郢中“三台十八景”中的兰台、阳春台、子胥台、樠木山、宋玉井、白雪楼和以黄土坡楚墓群为代表的一批楚墓等40多处楚文化遗存、数百件出土文物，加之屈原、宋玉、莫愁女、楚武王、楚昭王、楚顷襄王、伍子胥等人物故事和文学作品，构成了今天郢中镇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资源宝库。
兰台地脉旺盛，文风悠长。舜帝南巡，驻帐此台，亲手在台上遍植惠兰。兰花怒放，清香四溢，故有兰台之谓。西晋张华《博物志》载：舜帝在兰台期间，“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帝“自倚凤琶”，采“巫觋神祀”之旋韵，吸“万物知春、和风澹荡之意”，取“凛然清清、雪竹琳琅之间”，创“阳春”、“白雪”之曲。所以，后世人称兰台为天下第一台，且代代传歌而唱。
《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没入秦，郢中立王，楚顷襄王亦曾理政于兰台之宫，有“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劝谏顷襄王以兰台为基地，奋发图强，恢宏楚业。辉煌的“兰台之宫”，不仅是政治的枢纽，而且也是文化艺术的发祥地。楚国大琴师刘涓子综合“阳春”、“白雪”两曲，制成“阳春白雪”高雅曲调;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常伴楚王游于兰台之宫，因而产生著名典故“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地依人传，郢中城区旧有白雪楼、阳春亭之胜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曾留下了“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的诗篇。现有“阳春白雪”碑匾等古迹传世。兰台东侧的实验小学为宋玉故宅，现有宋玉井等遗迹。楚顷襄王在宋玉、景差的陪同下，游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宋玉以此作《风赋》。宋玉借谈风，极为巧妙地以雌雄二风，揭露了楚王与贫民百姓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鞭挞了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在文学史上，创立了一种“诡谏”的表现手法。因而，兰台就被世人誉为“雄风之源”。现存兰台书院为明清二进硬山式建筑院落，是兰台文脉的重要历史见证。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破产流亡，统治危机加剧，出身于外戚世家的王莽趁机掌握政权。汉代名臣梅福因不满王莽统治，曾隐居郢中，在樠木山周围留有梅福宅、龟鹤池等众多遗迹。《寰宇记》称福“有龟鹤池在长寿县西”，《舆地纪胜》称“县东南八十步，炼丹井有福旧宅”。相传梅福弃官后乘船沿汉水到达郢中，隐居钟祥城东樠木山至龙山一带炼丹修真，丹成仙去。在这方圆里许之内，犹存遗迹系列，有饮食起居的梅福宅，有诵经打坐的梅台，有升火炼丹的炼丹井，有炼丹洗药的青泥池，有闲暇休憩的梅仙亭，有跨鹤仙去的升仙桥，形成完整的梅福遗迹系列。郢中八景中有“仙桥夜月 ”之胜，诗曰：“梅公炼丹，池凝青泥。梅公升仙，此桥之湄。月明依然，鹤归来迟。”郢中名胜古歌中也有“梅福炼丹升仙去，青泥池旁仙子游”之俚句。因而梅福仙迹自古成为郢中名胜景观。
三国时，荆州治所在襄阳，钟祥为江夏重镇，由南到北，水陆兼通，为襄阳、樊城的门户屏障。蜀汉军师诸葛亮对到隆中求见的刘备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诸葛亮传》)。持相同看法的东吴谋士鲁肃则言：“荆楚与(吴)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三国志•鲁肃传》)。由于这里具备良好的地理优势和经济条件，三国都非常重视对荆楚汉江的争夺，钟祥一带更是各方屡以争锋的要冲，因而纷争不断，得失无常，留下了大量的三国古迹遗踪。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岁次戊子八月，刘备联合孙权同曹操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赤壁之战”。战后刘备乘机夺取湘、鄂并向西蜀扩展地盘，留下大将关羽据守荆州一带。钟祥有许多三国遗迹与关羽有关。位于荆襄古道上的胡集镇有关羽行军小憩的放马山。城南有关羽屯兵驻扎的汉东城。汉江古镇石牌镇有关羽水师码头荆城。郢中城郊有关羽歇马洗尘的涮马滩和横刀立马的利涉桥。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岁次己亥，关羽大战曹操大将文聘、乐进的重要战场就在郢中东郊的青泥山一带，两军相拒时对垒达三月之久。不过这一次关羽让文聘、乐进钻了他骄兵的空子，其结果是“败关羽辎重于汉津，烧其船于荆城。”(《魏志•文聘传》)，引得多少后人为之感叹。孙权将刘备势力逐出荆州后，在郢中垒石为城设立石城戍，因有位居郡守之上的武官“牙门将”统兵戍守，所以石城戍又称牙门戍。三国后期，西晋与东吴交兵，石城则成为两家拉锯争夺的江防前线。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将羊祜(字叔子)，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东吴封陆抗为荆州牧，都督上游诸军事，备晋，治乐乡(今钟祥双河乐乡关)。二人各为其主，却又有礼尚往来，石城成为二人明会暗争之地。据《汉晋春秋》载：“羊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间，余粮栖调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羊祜就这样恩威并施，以德治军，吴属之地人心归向，百姓军士都尊称羊祜为羊公，自石城以西之地尽为晋有。后来，羊祜取石城，又在此因山增筑，壮大城防实力，使石城之名得到确定并沿袭下来。
隋唐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因郢中古城处在江汉中心，是京都长安经汉水到长江一线的必经之道，正所谓“舟车往来，水陆之冲”。所以隋唐两朝都十分重视对古城的建置与控制。唐代承袭六朝文化，又兼融各族文化之长，形成博大清新、辉煌灿烂的唐文化，在唐代文苑中最艳丽的花朵是唐诗，使古典诗歌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唐时，钟祥地处都城长安进湘入蜀的中心，加之钟祥山青水绿的秀美风光，宫楼亭台的古城胜景，所以引得许多文人名士在此驻足流连，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诗词歌赋，使钟祥的历史文化流泻出高雅典丽的灿烂风采。据史志记载，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王维、孟浩然、张九龄、郎士元、胡曾、郑谷等众多名家都曾在钟祥游览、咏赞。他们或描绘钟祥秀美如画的自然风光，或吟咏钟祥底蕴丰厚的人文景观，或借景抒情怀古，写下了许多千古不朽的辉煌诗篇。如李白的《郢客吟白雪》，白居易的《登郢州白雪楼》，郎士元的《郢中秋望》，陈子昂的《晚次乐乡》，郑谷的《石城怀古》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朝廷委派许多廉能之吏治理郢州，因而留下了许多风流娴雅的故事：隋开皇年间(590年左右)到任的郢中刺史杨玄感，字弘农，华阴人，到官潜布耳目，属下有事莫敢欺隐，州民敬服皆称其能;唐永徽初(652年左右)到任的郢州刺史田仁会，雍州长安人，时郢中干旱，田刺史心急如焚，自曝祈祷，竟获甘霖，当年农业喜获丰收，州民非常感激，献上颂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田中致雨山出云，但愿常在不患贫。当时有许多历史文献对这一典故进行了记载;还有润州(今属江苏)丹阳人许浑，字用晦，唐太和中(830年左右)任郢州刺史，他平易近民，政暇赋诗，“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出自他的《咸阳城东楼》一诗中，在郢州任上曾作《汉水伤稼》一首：西北楼开四望通，残霞成绮月悬弓。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高下绿苗千顷尽，新陈红粟万箱空。才微分薄忧何益，却欲回心学钓翁。字里行间尽透他的忧民之心。此外，唐时郢中古城还有一段名贤颂名贤的佳话。唐开元年间，襄阳人孟浩然骑驴寻梅与好友王维相遇于郢中。王维和李白、杜甫、孟浩然同为唐开元中的大诗人。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王维再来郢中，好友孟浩然已死，为怀念旧友，王维在郢州刺史厅内绘孟浩然像，题诗曰“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上空蔡州。”遂建浩然亭以志纪念。唐咸通四年(863年)岁次癸未，孟浩然晚辈同乡皮日休造访郢中，与刺史郑诚论及浩然亭，认为“书名曰贬，书字曰贤”，遂改名孟亭，并撰写《孟亭记》以志其事。一千多年来，这些风雅君子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宋朝时郢州教授石才儒在《郢州风土考古记》中就夸赞这里是“舟车往来，水陆之冲。”因而历代帝王都很重视这里的建置。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命常遇春攻城略地往取安陆、襄阳时就曾告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郢中镇这样的战略要地，自然也受到明王朝的重视。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卫所一般设在要害地方，攻克安陆州的当年年底就在此设立安陆卫，驻军达5600人。从此朝中大臣来往频繁，先后有三个皇子分封在这里，“三王封郢”带来了郢中镇的空前繁荣。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以自己出生，发迹于此，升安陆州为承天府，与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并为明朝的三大名府。修建了郢靖王墓、梁庄王墓、兴王府、明显陵、元佑宫、少司马牌坊等一批宫苑建筑，形成了完整的明文化体系。
由一个地方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因素长期形成的民间习俗，在郢中镇范围内，相沿已久，具有广泛性、地域性的特点。文中所述节令、礼仪、信仰、迷信、人情等民间习俗，既反映了郢中镇一方的风土人情、传统习惯，也反映了民众的首先意识、文化素养。历史赋予这些民间习俗的传统内涵、方式和行为，有的具有进步意义，有的带有迷信色彩，需要人们加以区别对待，教育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自古以来相沿成习的民间习俗具有新的生命力，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春节
春节与全国的风俗大同小异，但在春联上有着特殊的习俗。春节贴春联，用大红纸书写对联，在除夕日即腊月三十日中午前贴在门方上。有孝(祖辈新亡)人家则不用大红纸，新亡等一年用黄纸，第二年用紫纸，三年满孝后用大红纸。
元宵节
元宵节俗称过小年，在农历正月十五日，是春节期间的最后一项活动。早上吃汤圆，下午吃团年饭，吃团年饭前，烯放鞭炮(郢中城区除外)，酒菜丰盛，不亚于除夕团年。天黑之时，农户各家举火“赶毛狗”(即烧田埂上的草)，四方火光齐照，映红苍天，接着家庭主妇手持灯笼“照百虫”，最后把灯笼挂禾场上的高杆上，灯光通明，有的通宵达旦。一些带有陈旧意识的习俗，随着人们道德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组织下，在元宵节这一天，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白天有舞龙灯、彩莲般、拉犟驴、海马、旱般、旱车、高跷、蚌壳精等等，晚上有灯会、猜谜等等，给传统节日注入了新的活力，赋予了新的内容。
生育
建国前，不论贫富，孩子出生后，其父要带红鸡蛋向其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报喜。亲朋好友要向孩子的父母送以鸡蛋、红糖、面条、油条、布和衣物等表示祝贺，称为送祝米。生育的第三天，给孩子洗澡更衣，称为洗三。第九天筹办酒席答谢贺客，称为喜九。满月后，母亲抱着孩子回娘家，称为出窝。孩子周岁时，亲朋好友再次送以鸡蛋、面条、油条、红糖、布和衣物表示祝贺，孩子父母则筹办酒席以谢，称为抓周。
一此思想陈旧的父母免不了采取一些唯心的作法，求得孩子康宁。有的打百家锁，向百家乡邻讨小块布缝制衣服给孩子穿上;有的给孩子取个低贱的乳名，以求身体壮实;有的改换对父母的称呼，或称父为伯伯，或称母为大妈;有的拜认干爹;有的留百岁毛发，出生100天剃头，在头顶留一撮头发。传说采取以上这些做法，可以使孩子长大成人，长命百岁。
建国以后，求得长命百岁的一些唯心作法基本自行消失。但孩子出生后的请客收礼是免不了的，送礼者以物为礼的已经不多了，而越来越多的则是以钱为礼。
生辰
俗称过生日。凡遇整十岁的生日叫过整生，遇其他年龄的生日叫过散生。过整生要请客收礼，过散生只是一家人热闹热闹。建国前，小孩子满周岁要过一次生，以后一般不到40岁、50岁不过生，俗话说，男不过三，女不过四，男子要到40岁才过生，女子要到50岁才过生。老人过生日，称老人为寿星，前来祝寿的人，要送寿联、寿饼、寿帐、寿匾等等。
生日前一天晚上，装香发蜡，寿星端坐中堂，晚辈依长幼顺序给寿星四礼八拜，为寿星上寿。生日当天大摆筵宴，一则表示庆贺，二则表示答谢。早上吃长寿面，下午吃酒席。
建国后，一些拜寿礼仪有所改变，但九十年代后，有些地方为60岁以上老人拜寿之风还有发展，有的请乐队，有的放电映，大操大办。更有甚者，10岁、20岁、30岁、40岁等等都要过日，操办者都要请客收礼。
丧葬
旧社会丧葬习俗，从人亡到埋葬一般要经历送终、烧落气纸、报丧、收殓、入棺、封殓、吊孝、送葬、掩埋等过程。老人临终，子孙要在老人床前守着断气，人一断气，立刻撤去蚊帐，在亡人脚头放1盏油灯。烧冥钞，让亡人在阴间有钞票用。由亡人子女或请他人代为给亲朋告诉人亡消息。请人给收殓人放入棺材中，盖上棺盖。道士做斋祭，有的做1天，有的做2天或更多天，有1个道士做，有2个道士做或更多道士做，把亡人送上山。在做斋祭的几天里，亲朋好友携带孝幛纸钱向亡人磕头吊孝。子孙要披麻戴孝，内亲外戚要用白色长布包头，在棺村前系2根长白布，由子孙和内亲外戚背着，和抬扛人一起把棺材送到墓地。棺材下穴后，由孝子捧土洒在棺材上，然后掩土埋葬。埋葬以后的3天内，亲属每天都要到坟前祭放酒饭、烧香磕头，名为赶阴狗子，第三天称“圆坟”。从安葬当天算起，每隔7天都要烧七，第一个七天为头七，以后依次为二七、三七、四七、直到五七，以五七为重，到了一百天，再次祭奠，然后则是周年、二周年、三周年，烧过三周年后才算满孝。每次祭奠，免不了要祭放酒饭，烧香磕头，烯放鞭炮，烧冥钞冥屋等等。有钱人家，五七、周年、二周年、三周年都要请道士做斋祭。
建国后，一改丧葬陈规陋习，但仍用土葬。70年代后，实行火葬，集体组织向遗体告别，亲友送花圈。死者骨灰有的存放于骨灰灵堂，有的葬入公墓，但有些旧的祭奠活动仍沿袭下来，不过内容和形简化了许多。
送礼
古往今来，民间婚丧嫁娶、寿诞生辰，人们都要赠送礼品，俗称感人情。所赠礼品，以物为主，以钱为铺。礼品多为衣物、布料、鞋袜和应时日用杂品等等，生育者另加鸡蛋、面条，寿辰者另加寿联、寿饼，唯丧葬者只送以布料。
建国后，人情往来之风，有所淡化，但70年代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送礼品也有了新的变化，大多以送钱为主，送物为辅。操办婚丧嫁娶、寿诞生辰者，称为“做事”，形成了你做事，我做事，大家都做事;你送我，我送你，大家都送礼。“做事”的名目繁多，故人们“做事”也十分频繁，往往令送礼者应接不暇。特别是经济收入有限者，往送了这家愁下家，该花钱办的事只好不办。人们多说“人情厉于债”，即人情比欠债还历害，差别人的钱可以缓期偿还，而人情却不能缓期送情。经济收入有限者，只好借钱送情。一些送情者往往摆阔气，讲排场，你送我五十，我不能再送你五十，更不能少送，必须加码多送，否则见面脸上无光。亲戚之间更是互相攀比，出手不凡，舅妈送一百，姑妈就送二百，姑妈送彩电，舅妈就送摩托车。结果，受礼者“满堂红”，送礼者“囊中空”。不过，到了主、客易位时，又变成了你“空”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