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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桐城市文昌街道位于桐城市主城区，位处桐城市区西南部。2006年9月由原文昌街道和碧峰街道合并而成，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桐城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东北以龙眠河为界与龙眠街道毗邻，西接黄甲镇，南邻范岗镇。
面积
面积55.08平方公里，辖6个村、5个社区、2个居委会，总人口63399人，其中农业人口24283人。2011年财政收入8730万元，2012年将突破亿元大关，是桐城的经济和文化旅游产业重镇。
交通
街道交通便捷，区位优越。沪蓉高速公路毗邻而过，合九铁路 、206国道 、桐潜公路、桐黄公路纵贯全境。区域内路网纵横，给排水、绿化、亮化、供电、通讯、环卫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城市服务功能完善。
拥有百年名校桐城中学、桐城师范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大专）和二甲医院桐城市人民医院、省荣军康复医院等规模教育医疗单位；拥有仙龙湖度假中心、西郊公园、滨河公园、辉煌时代娱乐城和惠园、时代玛特、乐家等大型休闲娱乐、美食购物场所；山水龙城、都市华庭、久阳春天等新型住宅小区给人们提供了优良的生活和人文环境；建筑面积达23000平方米的行政服务中心部门齐全、高效便捷。以文昌大道为中心的西南片区正逐步打造成桐城全新、高效的行政中心板块和一流的繁华商贸区，是发展三产和人居的黄金区域。
街道工业具有雄厚基础，是经济的支柱产业。全街道现拥有中小企业367家，其中工业企业14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9家，已基本形成了机械制造、包装印刷两大支柱产业和化工油墨、家纺服装、农产品加工三个新兴产业；商贸物流、餐饮娱乐、养老家政等现代服务业已转型为全街道战略产业，拥有各类服务网点3500余个。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现有各类大型市场8处，商业网点3000多个。政务新区、仙龙湖旅游开发、山水龙城等重点工程的实施，将把街道打造成一流的商贸旅游区。茶叶、蔬菜、畜牧养殖等特色农业已初步形成规模。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三产服务业税收份额达68.7%；蔬菜茶叶、苗木花卉、生态观光园等城郊型特色农业已成规模，盛产的“桐城水芹”系当地特色产品。占地1000亩的文昌工业园一、二期已建成，三期规划已出炉，正成为中小企业的聚集地、招商引资的新平台。
以“突出三产、稳定二产、做好项目、推进招商”为抓手，围绕“建设宜商宜居新文昌，打造区域商业中心和历史文化名街”战略目标，热情、开放、诚信的文昌欢迎境内外客商和社会各届朋友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街道先后荣获“全国婚育新风先进单位”、“安庆市小康乡镇”、“安庆市卫生创建先进单位”、“安庆市发展乡镇企业明星街道”等殊荣。
一、桐城婚嫁习俗
旧时婚嫁仪式繁琐,一般有订婚、迎娶、回门等主要程式。首先是请媒人至女家提亲,女方同意议嫁,男家再去求婚,呈上男方生辰八字。女家请人占卜男女双方八字,相合则允婚,并择吉日去男家相亲,看其人貌、家境和才学,满意即留下吃“成事酒”,订立婚姻。迎娶前,男家选定日子通知女家,如女家应允则吉日照此。若认为此日不佳,则告男方另择佳日。结婚之日,男女双方各设宴请客。男方发轿至女家,有撰贴轿联之俗。花轿忌空,须坐两个男童,谓之“暖轿”。起轿时娘家放声“哭嫁”。送亲时,嫁妆在前(嫁妆丰俭依女家贫富而异),花轿居中,送亲者由媒人陪同在后。花轿进村,鞭炮齐鸣,由当地有名的绅士或塾师行“退嫁神”礼。礼毕,新郎挽新娘行拜见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再新郎新娘互拜。新郎引新娘步入新房,晚上男家大宴宾客。宴后,男女老幼“闹新房”。待亲友散尽,两位长辈伴送新郎入房,点燃花烛,礼赞一番,退出洞房。次日清晨,新郎须至岳家接岳父和叔伯岳父来家作客。婚后第三天,夫妇回娘家,一般当天赶回。至此,旧时婚嫁礼仪即告结束。
建国后,贯彻《婚姻法》,倡导婚姻自主,旧式婚嫁习俗渐被革除。城镇青年多自由恋爱,时尚旅游结婚。八十年代后,提倡晚婚优育,实行婚前体检。嫁妆除衣被盆桶外,还有家用电器、沙发等。办婚事以摄婚纱照、租用小汽车迎亲等为时尚,亲友常在电视上为新婚夫妇点歌祝福。农村婚姻一般仍遵从相亲、订婚、结婚等程序,仪式有所简化,自由恋爱,婚事新办者增多。,城乡时有新婚夫妇参加集体婚礼。不少青年人把婚期定在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节日,如“五·一”、“五·四”、“十·一”等。城乡寡居妇女再婚现象普遍,老年丧偶者再婚亦不鲜见。
二、桐城春节习俗
春节是民间传统节日,最为隆重,从农历腊月持续至次年正月十五。
每年进入腊月,农户多杀鸡宰猪,捕鲜鱼,磨淀粉,扯挂面,做豆腐,购买烟酒糕点,谓之办年货;城镇居民多以购买年货为主。外地游子纷纷返乡,俗谚“有钱无钱,回家过年”。下旬,家家掸尘洗扫,干干净净迎新年。二十四日过小年。三十日(月小是廿九日)为除夕,亦称“过大年”,气氛最为隆重。这天,家家贴春联、年画、“福”字门楣。春联或购或写,不少人长于联对,所撰春联情景交融,新颖贴切,内容多歌颂国泰民安,人寿年丰,或抒怀言志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近十余年来,书画界人士于年前聚集县城中心广场,为群众义务书写春联,联好字佳,成为节日一大文化景观。夜幕降临,不少人家行辞岁祭祖礼。然后,一家人围坐吃年饭,品尝满桌佳肴,互相敬酒。菜肴中有一尾整鱼不能动筷,寓意“年年有余”。长辈一般要给未成年的孩子“压岁钱”,已有经济收入的成年子女给老人“压岁钱”的现象也较普遍。是夜,厅堂屋舍灯火通明达旦,取一片光明之意。全家人围烤炭火,品茗娱乐,谓之守岁。进入八十年代后,收看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乡村孩童多手持灯笼呼朋引伴,玩耍取乐。
正月初一谓“春节”,也称“大年初一”。凌晨,家家户户燃鞭炮,俗称“开门鞭”以庆祝“一元之始”。新年第一餐多食挂面、五香茶叶蛋和丰糕,喻意长寿、发财、丰收和步步高。饭后,邻里、亲朋、同事间互相登门拜年,互致新年问候。对上门拜年者一律待如上宾,敬茶,敬烟,请吃瓜子、糕点和茶叶蛋等,对小孩还赠以食品或红包,不使空返。近几年还时兴起电话拜年。整个节日期间,人们多走亲访友,拜年问候。社会文体活动也较丰富多彩,看戏观灯、跳舞唱歌、打牌下棋、外出旅游等,一般因人因地而异。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整个年节的尾声,人们用糯米粉做皮子,以糖、芝麻等为馅做成汤圆,或煎或煮,别有风味,寓合家团圆、和睦美满之意。俗谚“闹了元宵,吃了汤圆,才算完年。”
旧俗中,年前一般还有接祖送灶等迷信色彩较浓的活动;正月初一又还有不少禁忌,如不动刀剪,不杀生,不扫地,不打骂小孩,不向外倒脏水杂物,不提陈年老账，不能打碎东西等,以求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如今,中老年人大多还遵从这些陈规陋俗,而一般年轻人已是“新潮旧俗等闲看”了。
三、桐城农家育秧习俗
农家向以时令安排农事,每年“清明”前后,便开始忙于浸种催芽。
他们将浸泡的稻种装进用稻草包成的“稻捂子”,窖于室内专为育芽所挖的地窖内,待稻壳破胸露芽后,即抛撒于秧田里。
撒种前,农家主妇都要有意识地将芽稻留下少许,磨粉做粑,试其味是否甘甜,以预测年成的丰歉。秧苗长到四寸许即行移栽，第一次下田拔秧称“开秧门”，须烧香纸、放鞭炮,祈求土地神保佑五谷丰登。旧说秧是“神仙草”,妇女不得下田插秧。
输送秧把,忌直接传递给插秧人,须向田中掷撒,既不能甩在别人身上,也不能从别人头顶上经过。否则,认为不吉利。第一天插田,须先用右脚下田,右为顺,左为反,右脚先下田,以示风调雨顺。
插秧有“两不”,一是当天拔的秧当天插完,不留过夜,叫“不插隔夜秧”;二是必须插完整块田才能收工,叫“不插破田”。插秧是农家的大事,农村多采取互助协作方式,并在每年开始插秧之日,宴请有协作关系的亲邻,表示团结互助,预祝丰收。育秧插田习俗,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在不断变化和演进,如不准妇女下田插秧已变为妇女多成为插秧能手;“开秧门”时烧香祭神已除,但仍有热烈喜庆的鞭炮声。
四、桐城风俗——船家习俗
旧社会,船民以船为家,日守滩头,夜宿孤舟,俗有“行船跑马三分命”之说,故船上禁忌颇多。船头是船上神圣之处,受到格外敬重。妇女上船不得自船头经过;男人不得向水中小便。帆与“翻”谐音,为避讳称为“篷”；盛音“沉”,故盛饭谓“装饭”;桅杆谐“危”,故叫“将军柱”;若船上有方姓者,称其姓为“拐里弯”；称船主为船老大,而不叫“老板”(捞板)。为图吉利,船上主要物件均以十二生肖代名:幔子叫“老鼠”,葫芦叫“猴头”,缆索叫“狗脑”,船头叫“龙头”,锚枕叫“虎口”,力索后段叫“狗尾”,舵牙叫“牵牛”,插栓叫“鸡冠”,船头部叫“猪嘴”,篷上竹杆叫“兔耳”。此外,船上器具忌用桑(谐丧)、槐(谐坏)树制作。
五、桐城乡村宴请习俗
宴请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宴请时,从设席、坐席、上菜到散席都有一套非常讲究的规矩。
农村宴客多用方桌,四方设座。按桌缝可摆为横端、直端两种席,乡宴多用直端席,直端席桌缝顺堂屋轴线,共坐十人。进门靠右一方上首为一席,下首为三席,一席对面为二席,三席对面为四席,上方为五、六、七席,下方为末席,俗谓“脚肚子朝大门”。末席右端的席位为末座,是陪酒者的座位。婚丧喜庆等大型宴席,数桌同开时,桌席又有主、次之分。一般以位于中堂最里面的一桌为主席。
坐席时,多要谦让别人坐上席。即便是被宴请的主客坐上席,也要推辞一番才落座。在来客不分主次的宴席中,人席者也都能主动依据年龄、身份以及与主人的亲疏关系等拉席让坐,体现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宾主有致的传统古风。
乡间延席以鸡、鱼、肉为主,称为“三牲席”,一般十五至二十碗。桐西地区普遍用盘子,七八盘、十几盘不等。菜分道数,依次为冷盘、热炒、清炖,一般最后上圆子,寓“圆满”之意。席间,头儿杯酒须执壶者或陪客者先请,俗语云:“东不请,客不饮”。酒过三巡,主人开始按席次依次敬酒,并招呼大家“无菜寡酒,但要多喝一蛊。”一般宴席上都劝酒,觥筹交错,尽欢方休。席间先吃毕放碗者起立举筷,遍告同席人“慢慢吃”。陪客者须等客人吃毕才能放碗。
六、崇尚读书养猪的桐城民俗
桐城,“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祖训，在子子孙孙的脉管里流动，养成一方风土民情。不尚浮华，不求高贵，如桐城派的文章，“甲天下”而以“雅洁”出之。
书是精神财富，猪是物质财富，二者辉映为桐城民俗，历经沧桑，脉络不断，屡遭磨难，记忆犹新。
桐城人的衣，色是青蓝黑白，形是宽袍广袖、剪裁合身、潇洒自如。种田的男人夏天不穿上衣，只披一条“大手巾”，遮身、挡晒、揩汗、洗澡四合一，不用剪裁，省布、省钱又省心。
桐城人的食源于水。白兔湖、嬉子湖、岱赛湖星罗棋布。船头悬吊罐，河水煮河鱼。鸡鱼圆肉，水氽水溜。四个盆子八大碗，盆盆碗碗不离水，故称“水碗”。美味溶于水中，色香浮于面，营养可口，老少咸宜。火爆江淮的“大关水碗一条街”，就是这种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拓展。
桐城人的住，城乡不同，穷富有别。富者竖列穿枋，雕梁画栋。孔城老街郑家大屋，尚存五进六开间走马通楼，外有齐檐封火，内有地板天花，四时八节，大红灯笼高高挂。穷乡僻壤，远望龙眠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竹篱茅舍邀明月，牵牛花爬上泥巴墙。
桐城人的行，走近路两脚丈量，出远门以车代步。草鞋、布鞋、皮鞋三级跳；土车、汽车、火车一站通。过去是一去二三里，烟囱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现在是一去千万里，高楼上亿家，都市千百座，飞机轮船环绕四大洋。
桐城人结婚叫“圆房”、“做喜事”。现在新娘坐小车，文明结婚，礼俗从简。过去新娘乘花轿，迎亲陪嫁，礼俗繁多。托媒，相亲，合婚，下订，请期，过礼，迎娶，暖轿，退嫁神。新娘花轿落到门前，主持人手抓白果、花生、茶叶搬进轿门，高声朗颂：“嫁神，嫁神，护嫁来临，三牲酒礼，送尔回程，东来车驻，马来马停，一把喜果，搬开轿门。一撒文官当堂坐，二撒武官把城门，三撒鸳鸯同戏水，四撒童子拜观音，五撒丹凤朝红日，六撒鲤鱼跳龙门，七撒天宫七仙女，八撒八仙吕洞宾，九撒九华丹桂景，十撒锦绣满乾坤。明、清后，由于桐城派文人的影响和参与，“退嫁神”词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喜鹊成桥，返渡牛郎织女；彩鸾到嫁，作合才子佳人。夫妇为人伦之本，诗咏关濉；姻缘协天地之和，礼成道统。芝兰好合，佳偶天成。谨以馨香素果之仪，酬谢嫁神护送。庆今霄合卺交杯，恩爱到老；祝来年三分桂馥，福寿长荣。恭喜！恭喜！”
崇尚读书养猪的民俗，既有里子，也有面子。读书脑子灵，吃肉身体棒。桐城明、清两朝出了九个尚书，三个宰相，“宰相肚里能撑船”，平民百姓会插田。东南西北乡，新渡到大关，都走一条西大路，都说一口桐城话：叔叔叫“椒椒”，爸爸叫“大大”，“烧锅的”是老婆，小婶叫“小娘”。“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客人进门三个糖打蛋。人为本，和为贵，礼为先，心里装着温良恭俭让。要问美德哪里来？城里有条六尺巷。
七、桐城丧葬习俗
旧式丧葬礼仪多陋习,崇尚迷信。当病人弥留之际,被扶起“穿上路衣”,抬坐椅上,家属环跪“送老”。病人咽气后,焚烧上路纸钱,遣人讣告亲友,设灵堂,行守灵、吊丧礼。亡人安放于门板上,遗体沐浴穿上寿衣后,择定时辰入棺、封棺。人殓礼仪完毕,则出殡厝放（有的地区为图死者“入土为安”,兴速葬）。出殡时,前有幡障,中为灵柩,琐呐锣鼓随后,沿途抛撒黄表纸。出殡后,丧家大摆筵宴招待宾客。自死亡之日起至四十九天止,每隔七日一祭,俗称“荫七”。七日内,孝子不理发,不修面,谓之“养孝”。后逢百日、周年仍举行家祭。
人死周年或三、五载,举葬之家便请阴阳先生择定山场和安葬日期,将死者归葬入土。过去,人们认为先人墓地的风水好坏,将影响后代的盛衰,故葬前选择坟地,颇讲究风水“龙脉”，一些富足之家,往往不惜千金以求一土。安葬时,由“孝子”先挖三锄,再由土工深挖,名为“开穴”,“穴”成燃稻草和芝麻秸,叫“暖井”。尔后按择定的时辰移棺入穴,名为“下字”,覆土筑平后用石灰、糯米稀做“坟伞”,表层堆土为家,立碑为记。
建国后,丧礼中的迷信成份逐渐革除。50年代起,机关干部职工病故,开追悼会、戴黑纱、佩白花以示悼念。农村中仍为旧式丧葬,但仪式从简。1975年始,县内推行殡葬改革,干部职工死亡多实行火葬。死者由殡仪工为之洗浴、整容,然后安放于殡仪厅。生前亲朋好友前来向遗体告别,单位主持召开追悼会,死者亲朋、同事、单位送花圈表示悼念。追悼会仪式结束后,遗体随即火化,骨灰入盒葬于墓地,立碑为记。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那么，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 “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 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 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 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桐城派于清初崛起，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绝非偶然。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 他说：“若门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 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 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櫆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
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开山祖，理应尊为“一祖”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 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 又均以《易》为根据，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 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 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莹也说：“望溪文持，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
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胜数计。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来源：人民日报
“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除夕夜，由宿松籍著名诗人贺东久作词，桐城籍青年歌手张正扬作曲，芜湖籍演员赵薇演唱的歌曲《六尺巷》亮相央视春晚，没想到从正月初一开始，便掀起了一股对六尺巷的关注、探访热潮。
和往年春节稀稀拉拉的人流不同，今年2月8日开始，每天来六尺巷探访观光的游客便络绎不绝，他们中既有回乡过春节的游子，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方游客。一时，百米长的六尺巷被围个水泄不通。
来自江苏扬州的程自勋先生就是因为看了央视春晚《六尺巷》后，正月初三，特地和夫人专程从三四百公里外的扬州赶过来实地探访的。他说，以前对六尺巷印象不太深，今年看了《六尺巷》这个节目后，就查阅了大量关于六尺巷的资料，再加上实地探访，感受更深了，六尺巷是我们做人为官处事的一面镜子。
和很多回乡游子一样，一直在贵阳工作的曹玮，趁着回家过春节的机会，正月初三一早，便带着爱人孩子一道从老家新渡镇赶过来参观六尺巷。他说，全家一起参观六尺巷，就是希望六尺巷所包含的和谐、礼让、包容的传统美德能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传承。同时，他也表示，要把这种精神美德带出去，在同事、朋友之间更好地传扬。
桐城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县级市，赫赫有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姚鼐的传世之作《登泰山记》就是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作。
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故事，当然这与桐城文化也是息息相关的。
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是安徽桐城人，他的老家与桐城当地吴姓为邻居。
吴家翻修房子时，张家认为对方院墙侵占了自家的宅基地。宅基地都是世代祖传下来的，尺寸这种事可能本来就不十分清晰。现在吴家翻修房子，改变了“虽然模糊，但是相安”的原状，张家觉得吃了亏，要争个明白，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张吴两家争执不已。张家人无法让吴家恢复原状，只好飞书京城把这件事告诉当朝宰相张英，等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出面“摆平”此事。
张英读了家书，只是释然一笑，挥起大笔，写就一首打油诗，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真不愧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张家人读完张英回书，感到很是羞愧，“总理家属”虽然是吃了亏受了委屈，但也是深明大义的，怎么也不能为朝中“总理”丢脸啊！于是立即动手将院墙拆除，退让三尺。
张英和他家人那些豁达的态度、宽阔的胸襟和礼让的行为，感动了八方邻居。吴家也是明白人，自然心知肚明不能无动于衷被人耻笑。于是跟着起来积极响应，立即把自家已经砌好的
围墙拆除，向后退让三尺。这样，两家之间原先紧挨的争议地区，反倒空出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条六尺（2米）宽30丈（100米）长的巷子，就此成了一段佳话，至今已留给了人们350年的思考和感悟。
毛泽东在建国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经讲到过“六尺巷”这个故事，示意国家之间的事宜应该谦让、平等。
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曾经来桐城六尺巷参观，当时她风趣地说“那时的吴家做得不太好。”（似乎是代表吴家做自我批评）引得周围人笑声一片。吴仪很认真地说：“六尺巷的故事告诉世人：大度做人，克己处事。”
法治启示
安徽省桐城“六尺巷”的故事广为传播，故事的意义到底如何？可能见仁见智。一般的理解就是，故事告诉我们要礼让谦和，你看人家当朝大宰相张英那样大度，那样谦让，美德流芳至今。曾有人作文总结“张英有四大可贵之处，在于带头传承中华民族里仁为美、礼让睦邻的美德；在于律己从严、待人宽厚；在于权重却不恃权、位高却能谦和礼让；在于不但以身作则、谦逊礼让，还善于用儒家的思想教育家人及其他身边人员，激励后人大度做人、秉礼处世”。总之，张英是“好干部”的表率。固然，张英宰相为所有干部“权不为己所用，身以德服天下”做了一回好的表率，值得肯定和学习，但这个故事本身是否仅有这点意义呢？我们不妨从故事本身再思之。
有限的资料表明：当年张英在朝为大官，其桐城老家的家人因宅基地问题与邻居吴氏(历史未载明其身份，一般多认为是经商或读书的平民)发生争执，吴氏不因张家是朝廷大官而主动后退，认定自己权利而寸土不让，双方于是聚讼不休，争执不下。张家人飞书北京，想请张英向当地县衙发句话搞定纠纷，但张宰相毕竟高瞻远瞩，思考问题与家人不同，回书一首打油诗“千里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接书后遂退让三尺，吴氏见张家先让三尺，也自动退让三尺，形成了传至今天的六尺巷。这个富有喜剧与哲理的故事，除了表明张宰相的可贵之处外，还有着更为丰富和宝贵的法治启示。
一是纷争在所难免。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和纠纷是难免的，关键是要有对待纠纷的理性态度。人是群居性的，又离不开“利益”二字，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和矛盾总是难免的，即使贵如宰相之家，也要与平民打官司争地基。正如外国名言所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因为人不是天使，纠纷和矛盾总难免要时时发生，不以人的善良意志为转移，但关键的是要有对待纠纷的正确态度，走极端，走歪路，都不是理性之表达。故事中，张家人首先失策，发生纠纷不是想到由司法途径按照程序解决问题，而是想利用手中权力改变天平的砝码，但好在张宰相为人明白，并未发生大众想象中的以权压法，以势凌人。吴家是据理力争，依法诉讼，也没有发生一哭二闹三上吊以及赴京告状等极端之举，而是在理性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
二是权利需要斗争。维护权利就不能惧怕强横和权力，要勇于为权利而斗争。不论当时不怕宰相的吴氏有何背景(历史并未记载其有何显赫背景)，但确确实实的是，吴氏面对自己的权益可能被侵犯，不管对手是怎样强大和可怕，也敢于依法抗争到底。这种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权利本身是脆弱的，由于权利界限的不明，行使权利时的冲突以及一方有意无意的侵犯等原因，侵权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侵权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侵权行为的无原则容忍与退让。几百年前，西方法哲耶林大声疾呼“要为权利而斗争”，“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权利从放弃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他自身”，至今仍然是警醒我们的良言。
三是维权必须有度。维护权利必须依法进行，按照程序，拒绝缺失理性的无限纠缠。在故事中，吴张二家面对纠纷，也不是走极端，瞎纠缠，而是走相应的司法程序。在现代社会，更应树立法治观念，权利的维护必然与法治相联系，与程序相结合，即所谓走法治的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决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决不能“无所不用其极”，而是需要理性态度，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如果法律本身不公正，则应先修改法律，也不是为一己之利而破坏法律。任何纠纷，都有发生之时，也应有结束之日，绝不是无限制的无限期的。结束的标准就是法律的判断，而不应是当事人个人的判断，因为如果都以个人感受为判断，则不可能达成一致，纠纷也就不会有结束之时。一断于法，是维权之度的所在。
四是合作才能和谐。“人家敬我一尺，我要敬人家一丈”，这是桐城的古语，反映的就是相互礼让、相互合作的态度与胸怀。宰相张家先行退让，立即得到对手吴家的积极响应，双方的合作铸就今天的美谈。合作是相互的，和谐也是相互的，单方有意无法合作，孤掌向空也不成鸣。如果人家敬你一尺，你却无动于衷，反自以为是心安理得,甚至还要嫌人家敬得不够,就缺乏必要的谦让与合作，社会的和谐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相互合作的基础在于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提防，相互诚信而不是相互奸诈。无论贫穷还是富贵，良性互动而不是相互敌视，才是整个社会的福音。
正是从以上角度分析，六尺巷中的平民吴氏相比“大干部”张英，更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他的维权意识、理性精神和合作态度，才铸就了今天美名传扬的六尺巷。虽然过去了几百年，他，依然不失为我们当今公民社会的一个样榜。
